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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珮君--論文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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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介紹

綠底色 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 綠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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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廖珮君小姐
學歷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
一、 論文題目:
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
二、 研究動機:
  臺灣移民澳洲的人數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顯著增加,他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求較好的子女教育環境及生活品質。然而近幾年自澳洲永久移出的臺灣移民人數卻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並且有相當比例的移出人口回流臺灣,其中年輕族群想要回流的原因是希望回臺灣就業或創業。這些年輕移民在澳洲成長,接受澳洲的教育及專業訓練後,卻選擇回到他們的出生地臺灣就業或創業,他們捨棄澳洲就業市場而選擇臺灣就業市場的原因,是值得我們了解並加以探討的。 

  以往的澳洲臺灣移民研究多針對第一代移民,缺乏以年輕移民為主要對象的研究。由於不同世代的移民在語言、文化、經濟活動、適應情形、心理認同等各方面均可能呈現不同的特質,因此本研究試圖藉由與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他們在臺灣和澳洲社會間的流動原因、適應情形,以及他們的自我認同和未來的動向。

三、 研究對象及目的:
  本研究是以在澳洲取得公民或永久居留權,而後回流臺灣的年輕移民為研究對象。對於「年輕移民」的界定,主要指的是在臺灣出生,跟著家庭、父母一同移民的小孩,為了與在移居地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小孩做區隔,他們被歸類為「一點五代(The “1.5 generation”)」移民。這些在臺灣出生,依附父母移民的小孩,多在被動的情形下不得不放棄和母社會的連結,重新接受新文化和新朋友,而在他們長大之後卻再度回流臺灣就業或創業。這些年輕移民回流臺灣的原因、在臺灣和澳洲社會間的適應情形、流動情形、他們的自我認同、未來的動向及生涯規畫等問題,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的。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一、 探討影響年輕回流移民回流臺灣的原因。
   二、 瞭解年輕回流移民在澳洲和臺灣的適應情形。
   三、 探討年輕回流移民對自我的身分認同及文化認同。
   四、 探討年輕回流移民未來的生涯規畫。

四、 文獻回顧:
  一、移民在移居地的適應問題 

  根據姜蘭虹和徐榮崇(2004)《澳洲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資料顯示,臺灣移民在澳洲主要的適應困難依序為:語言障礙、家人分居兩地、就業、求學及子女教育等問題。
   英語能力不足是多數在澳洲的臺灣移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這使得他們在就業和生活適應上遇到極大的瓶頸。最近的一些臺灣移民研究認為:在臺灣移民適應的問題中,英語能力不足是最主要的障礙(Ip, Wu & Inglis, 1998; Schak, 1999; Wu, 2003; Chiang, 2004b)。姜蘭虹和徐榮崇(2004)在進行僑委會委託研究調查澳洲臺灣移民就業和創業的困擾時證實了這個論點,不論在就業或創業上,臺灣移民面臨的最大問題都是英語能力不足所造成的障礙,而這也成為他們嘗試進入澳洲勞力市場的最大障礙。
   除了語言障礙的因素之外,Chiang and Kuo (2000) 還指出:澳洲的雇主及專業機構為了保障國內的利益團體不受移民勞動力競爭的影響,不承認移民在母國所受的專業訓練及文憑,使得很多高教育程度的臺灣技術移民抵達澳洲後不能夠學以致用,甚至產生低度就業,改行或向下流動的情形。姜蘭虹和徐榮崇(2004)也認為:不了解澳洲當地的法令規章、不習慣澳洲的經營方式、無法打入澳洲社會等因素都是臺灣移民在澳洲就業或創業困難的原因。Ip(2004)認為:臺灣移民欠缺在移入地社會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是臺灣移民就業困難的原因。除了文化資本不足及專業證照、文憑不被承認等外在不利因素之外,姜蘭虹、宋郁玲(2001)還指出:部分臺灣移民在尋找工作以及創業的態度上太過保守,不肯主動踏出去,以及無法放下身段等自身心態的調適問題,也造成他們在澳洲社會的職場中就業不易。
   因此,許多臺灣移民便以回臺灣就業的方式來提供家中的經濟需求,成為頻繁往來於臺、澳兩地之間的「空中飛人(flying trapeze)」(Ip, Wu & Inglis, 1998),或是僅將小孩送出國就學而父母仍留在臺灣發展事業。這樣的跨國行為造成了兩地分離的家庭(split family)、「空中飛人」及「單棲媽媽」現象(Chiang, 2004a)。Schak(1999)指出:臺灣移民家庭在澳洲會面臨到的問題有夫妻分處兩地而產生的婚姻問題、小孩有太多錢而染上壞習慣、親子間英文程度不同而產生代溝等問題。Kee and Skeldon(1994)則認為:如果移民家庭父母的英語不好,則小孩必須要代替父母處理對外的所有事情,而加重小孩的適應壓力。
   人際關係對移民而言,也是重要的適應問題之一。對於初到移居地的移民而言,朋友和社會網絡不但提供資訊來源,也給予社會支持(Inglis and Wu, 1994)。徐榮崇(2002)認為:移民由於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經濟環境、社會規範和人際關係與移居地人民有某種程度的差異,加上族裔的不同,常使得同種族的人趨向集中在一起以便相互交流。徐榮崇和姜蘭虹(2004)指出,澳洲臺灣移民在廣大的空間下有著緊密且地方性的社會網絡,他們通常會因方便與臺灣人聯絡而降低了他們和澳洲人接觸的機會。然而這情形是否也發生在年輕移民身上,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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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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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廖珮君小姐
學歷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
  二、移民的回流及自我認同 

  蕭新煌等人(1994)的研究中將臺灣移民回流的原因歸類為:在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之下,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幅度較大,工作機會相對較多;及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潛力吸引相關專業人員回流。除了上述的經濟因素之外,許多回流者也強調因為心理及文化因素而回流。例如:在職業生涯中存在著「隱形的障礙(glass ceiling)」,無法發揮個人專長,在心理上也感覺並未完全被移入地社會接受;或因為移民者本身屬於較具拓荒(pioneering)性格的人,因此選擇臺灣、中國大陸、甚至整個亞太地區做為個人職業生涯上新的拓荒地(frontier)。某些自小在國外生長的移民,將回流看作是提供他們認識中華文化的管道;另外有許多的回流者認為自己與臺灣有一種斬不斷的文化臍帶關係,應該為臺灣盡一點責任。Guo and Iredale(2003)的研究指出:澳洲的臺灣移民會為了更好的就業和創業機會,以及臺灣社會的支持網絡(人脈)而回流臺灣,以尋求更好的發展。這些人雖然回到原居地就業或創業,但仍然會注意澳洲方面的機會。許多人都視回流為一個短暫的移動,他們表示:如果未來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就考慮回澳洲、預計退休後回澳洲養老,或是打算每隔一段時間就回澳洲居住(returning regularly to Australia)。對新移民而言,回流並不代表回到原居地永久居留,而可能是其遷移循環中(1) 的一個階段而已。
   移民們回流後通常會再經歷一次與移民初期遭遇「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相反的「反文化衝擊(reverse culture shock)(2) 」,即當他們回到出生地時,發現自己已和該社會脫節而無法適應了。待回流者的反文化衝擊稍微平息後,必須要面臨的就是再適應(readjustment)的問題。Cerase(1974)認為回流類型及移民回流後所受到的衝擊,絕大部分是依他們在移居地達到文化適應過程的哪一個階段而有不同。Gmelch(1986)發現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與社會生活(主要是人際關係)的滿意度和他們對工作及家庭的滿意度等因素呈高度正相關,而與在國外居住時間的長短呈負相關。回流後居住的時間愈久,對家鄉的適應情形也會愈好。在自我認同方面,回流移民認為相對於家鄉的人喜歡探人隱私、心胸狹窄、眼界小且沒有世界觀,自己是具有海外經驗、有國際觀、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度較高的。
   今日便捷的空中交通使得兩地間的往返更為容易,移民在移入地的紮根相對較淺;而受到跨國主義的盛行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移民們對移入地社會的認同程度相對減弱。徐榮崇(2002)認為:臺灣移民由於和母社會間保有密切的往來,提供了他們「進可攻,退可守」的心理保障,因而導致移民對移居地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citizenship)的看法,產生相當程度的減弱與衝突。Foner(2002)認為:跨國行為可能會使得在母國和移入地之間來回移動的年輕移民感覺自己無法完全地歸屬於其中一國。Lee(1992)研究布里斯本的臺灣移民時發現,年輕移民在身分認同及文化認同方面都受到父母親極深的影響,包括他們的價值觀、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在家中是否說母語、未來的結婚對象是否為華人等。同儕和環境因素也是影響年輕移民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與非華人接觸較多的年輕移民會傾向於接受同儕的價值觀和澳洲文化,也傾向於認同自己是澳洲人;而接觸臺灣人社群為主的年輕移民則傾向認同中華文化及傳統價值觀,並樂意學習中文。蕭新煌等人(1994)的研究則發現:自美返臺的回流移民,其身分認同會傾向於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更是國際人。

五、 研究架構和方法: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焦點在於年輕回流移民的適應與自我認同。由於「適應」和「認同」係屬於個人經驗及心靈層面的議題,以量化的方式來評量,顯然只能觸及皮毛,而無法深入研究主題,更無法將「移民」和「回流」帶給年輕移民的衝擊,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出來。量化研究對於舖陳一些細緻複雜的情況,顯然是受限的,因此研究者係採用質性方法來研究此議題。經由與澳洲年輕回流移民進行深度訪談,企圖捕捉(capture)到受訪者眼中的世界,真實地呈現出他們在澳洲及臺灣兩個不同社會、不同文化間的適應情形以及自我認同。此點與當代社會地理學的「局內人觀點(the insiders’ view)」是相符合的。
   在研究的設計上,作者 採生命史的觀點,依照時間的順序發展(如圖1),希望藉這樣的設計方式能夠完整呈現年輕回流移民在澳洲和臺灣社會間流動的生命經驗。在研究的抽樣上,由於目前並無政府部會或單位統籌蒐集並管理回流人口的基本調查資料,因此不僅無法做全面性的分析,更不可能系統化的找到回流者的樣本。加上回流人口散居各地難以掌握,因此作者採用滾雪球的方式(snowball technique),共訪問到22位自澳洲回流臺灣的年輕移民。
   圖1是研究者將年輕移民在臺灣與澳洲之間的流動以流程圖的方式呈現。在左方臺灣社會的系統內,移民家庭由於政治、治安、生活品質、子女教育等因素而考慮移民,經過評估之後,決定移民者便前往澳洲,而決定不移民者則留在臺灣,選擇接受現狀,或者是做其他的改變。年輕移民隨著家人或自己主動進入澳洲社會之後,開始面臨因臺、澳文化不同所產生的各方面適應問題,有些人可能在這個階段因不適應就選擇回流,不過本研究的受訪者並沒有因為不適應而回流的情形。年輕移民在澳洲完成學業後,有的人直接進入澳洲的勞動市場就業,有的人則考慮回流臺灣工作,經過自身優劣勢的評估之後,部分年輕移民決定回臺灣工作,而決定不回流者則繼續在澳洲求職。另外有些人則是先在澳洲工作一段時間,其後因為影響其回流的因素發生(如:考慮工作上的發展、升遷管道及找對象等因素),才考慮是否回流。決定回流的年輕移民回到臺灣社會後,又因為在澳洲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環境與臺灣不同,必須面臨再適應的問題。不論是由臺灣移民到澳洲,或是由澳洲回流臺灣,年輕回流移民都必須經歷一段適應期,才能融入目的地社會。而在適應的過程當中,他們的文化也不斷地加入新的元素,進而對他們的自我認同和未來的生涯規畫都產生了影響。 圖1.	澳洲回流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流動概念架構圖

(1) Virtanen(1981)提出的國際移民遷移循環階段圖。分成在原居地的生活(life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外移(emigration)、在移入地的生活(life in the host country)、回流(return)等四個階段。他認為:國際移民的遷移並非到回流為止,部分回流後的移民仍可能因為原居地生活條件的變動而再度移出,對他們而言,回流原居地社會只是一個短暫的、目前的狀態,也是他們在國際間尋找工作機會的方式之一。
(2) 移民初回流時所面對的文化不適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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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廖珮君小姐
學歷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
六、 研究發現:
 

   一、樣本特性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中男性有9位,女性有13位,共計22位。年齡分布由24歲到36歲,平均年齡為29歲。其中已婚者5人,未婚者17人。移民時的年齡最小8歲,最大24歲。男性移民年齡除2位是當完兵後才辦移民,年齡大於22歲以上,其餘都約在13-15歲時移出臺灣。女性移民年齡則分布廣,移民時年齡由8歲到24歲都有,平均移出年齡為14.4歲。移出時間分布在1986到1992年間。居澳時間5-8年的有10人,9-12年的有8人,13年以上的有4人。平均居澳時間為9.5年。
   年輕移民回流臺灣定居或工作的時間在1年以下的有6人,2-3年的有5人,4-5年的有3人,6-8年的有8人。移民前學歷:國小5人,國中9人,高中4人,大專4人,多集中在國中階段移民。移民後學歷為學士8人,碩士14人,他們在大學或研究所的主修集中在資訊和商科為主的科系。移民原因可分為:政治因素、治安因素、移民風潮、更好的生活環境、更好的子女教育、父母在臺灣工作過度,想移民澳洲休養身體、自己想要出國念書、在澳洲的親朋好友推薦、家中男孩的兵役問題、父母在生意上與澳洲公司有往來等。移民初期的家庭型態:有父母同住的有11人,只有母親同住,父親在臺灣工作的有5人,和兄弟姐妹一起住的有2人,自己一人在澳洲的有4人。移民家庭的回流情形:全數回流的有6人,家人回流比例在一半以上的有6人,在一半以下的有3人。除了自己以外,其他家人都在澳洲的有3人。自己一人到澳洲,家人並未辦理移民或者有申請但未取得身分的有4人。年輕移民們目前的工作行業主要分布在資訊業、財金及進出口貿易類。
   二、年輕移民的回流原因
   年輕移民決定從澳洲回流臺灣是受到工作就業、家人團聚、接掌家中事業、尋找結婚對象及對臺灣的歸屬感等因素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為了回臺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如同Guo and Iredale(2003)所說的:臺灣年輕移民到澳洲後繼續升學並取得高等教育學歷,對於他們進入澳洲勞動市場是有利的條件。對年輕移民而言,第一代移民無法打入澳洲就業及創業市場的原因,如:語言無法溝通、專業證照不被承認、不了解當地法令規章及生活習慣等問題(姜蘭虹和徐榮崇,2000, 2004; Schak, 1999),並非年輕移民主要的就業及創業障礙。他們會回流臺灣工作或就業的主要考量是:語言能力在臺澳兩地的優劣勢、就業機會和升遷管道,以及就業環境與選讀科系的關係等因素。年輕移民們的英文雖然溝通無礙,但是嚴格來說還是比不上澳洲出生、母語是英語的當地人,而他們的就業機會和升遷管道也因為語言因素和文化認知的差異等「文化資本」的不足而產生了隱形障礙(glass ceiling);相對地,年輕移民在臺灣可以有更公平的升遷管道和機會,而他們的雙語能力更是在臺灣就業的最大優勢,因此,相形之下,會使得年輕移民考慮回流。另外,年輕移民也會考慮自身所學和臺澳就業環境的關係,因此主修財經、商業和電腦相關產業的年輕移民也會因為臺灣市場的需求較大、工作機會較多而回流。
   三、年輕移民回流後的就業及生活適應
   年輕移民回臺就業後,多半會從事和自己在澳洲念書時相關科系的行業,同時,他們會特別去找需要用到英語能力的工作,以突顯自己英語的優勢。然而,由於年輕移民們在澳洲生活多年,接受澳洲的教育並受到澳洲社會文化的影響,使得他們在思考模式和行事風格上,很自然地受到澳洲的影響,而對臺灣職場中職級差別明顯、老闆永遠是對的、工作和生活劃上等號等職場文化感到不適應。同時,他們會因為講話太直率或是時常夾雜英文而遭到同事的側目。
   年輕移民回流臺灣之後,除了必須適應臺灣的工作環境,還必須面對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再適應。即所謂的「逆文化適應」,對於臺灣的生活環境不佳,他們有諸多抱怨。和Gmelch(1986)對回流移民的研究相同的是,年輕移民也覺得自己是較具有國際觀、能用更開闊的心(open minded)來看待事情、也更勇於表達自己的。部分表示自己回流後沒有適應問題的受訪者,多半是年紀較大才移民澳洲、居住澳洲時間短或者是經常回臺灣者,因為他們和臺灣之間的聯繫較強,因此回流後所需要填補的文化差距沒有那麼大的緣故。 四、年輕回流移民和家庭的關係
   許多年輕移民在澳洲的家是分離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y)的型態,而由「單棲媽媽」照顧長大,如同Kee and Skeldon(1994)所提到的:太空人家庭不但使女性承受壓力,對移民小孩的適應也產生不良的影響。部分年輕移民由於父母英文不好,必須代替父母處理對外的所有事情,而加重適應的壓力。也有些同是臺灣來的小孩因為父母不常在身邊,物質條件又優渥而縱情玩樂不學好,以致產生許多管教上的問題。年輕移民在適應澳洲社會的過程當中都渴望家庭的支持和溫暖,他們也會因為想和家人團聚而增加回流的意願,然而當他們回流臺灣之後,卻有許多人表示已經習慣獨立,和家人住在一起會因為生活習慣不同而產生壓力。女性回流移民對此感受格外深刻,她們指出:由於臺灣社會傳統上對女性的限制與要求,直到現在仍透過家庭的影響深深地牽制女性們人生中的重大決定,因此回流臺灣後,她們仍受到家庭的牽制及家長的權威管束,同時由於家庭空間有限,造成自己所擁有的空間縮小,隱私權相對較低,也會增加她們的壓力。
   家庭也會影響年輕移民的認同,許多年輕移民的父母會要求他們在家講中文,訓練他們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並灌輸他們一些傳統價值觀,如節儉、孝順、不忘本等。雖然他們也會因為接受澳洲文化程度較深而與父母有不同的價值觀,甚至產生爭執,然而他們還是會在無形中受到父母的影響,例如:對家庭的重視、考慮未來的結婚對象是否為華人、尊重臺灣的傳統價值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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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輕回流移民的人際網絡
   並非所有年輕回流移民的人際網絡都會呈現族裔(ethnic)集中的現象,許多年輕回流移民在澳洲的人際網絡是以具有相同背景、共同話題、文化相近等因素來形成其社交圈。由於他們具有較上一代更好的英語溝通能力,因此當周遭環境沒有同樣來自臺灣,和他背景相似的移民時,他們就會趨向和背景次相似的人交往,由同是臺灣人擴大到華人,亞洲人,再擴大到東方人,進而擴大到有移民背景的人。另外,隨著社交圈的擴大及深入澳洲社會的時間增長,他們也會逐漸改變,開始和生活或是工作領域中所碰到的不同人種來往。
   當年輕移民回流臺灣之後,普遍面臨的劣勢就是在臺灣沒有人脈,他們必須重新建立新的人際網絡,且多半是和同事來往。然而,由於他們不習慣臺灣的職場文化,以及和同事之間想法和作風都有差異存在,因此在工作適應方面,人際關係也是令他們感到困擾的。如同Lee(1992)所說的,年輕移民的自我認同也受到同儕的影響,朋友以臺灣人居多的年輕移民傾向於認同自己臺灣人的身分認同,也較能接受臺灣的文化和傳統價值觀。
   六、年輕回流移民的適應與認同
   年輕回流移民的適應與認同是相互影響的,移民初期受到的歧視經驗會使得移民對澳洲產生不滿的情緒,轉而回到臺灣人的圈子,排斥外人,也不認同澳洲文化;相反地,在澳洲的適應情形良好會使年輕回流移民更能深入澳洲文化,進而認同澳洲。而年輕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也受到他們對臺、澳文化的認同及自我身分認同的影響,對臺灣人的身分及臺灣文化的認同度高的年輕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會較好。
   年輕回流移民的認同呈現變動的過程,會因為週遭環境的刺激而不斷改變。回流臺灣時間較久以及時常和臺灣有密切連繫的年輕移民,對臺灣文化的認同和接受度較高,也傾向於認同自己是臺灣人;有些人會因為自身對環境的適應力強,並受到跨國主義的影響,而認為自己是國際人或世界人;也有一些人的身分認同會隨著所處的環境而有所不同,在臺灣就是臺灣人,在澳洲就是澳洲人。
   對自己身分的認同,會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同儕群體、移民初期的經驗,以及與臺灣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影響。移民時的年齡愈大、家庭教育對中華文化愈重視、同儕群體以臺灣人的群體為主、移民初期受歧視的經驗愈深,愈認同自己臺灣人的身分;反之,則傾向於認同自己是澳洲人。年輕回流移民的文化認同是融合臺、澳兩種文化元素在內的混合式文化認同。但混合的比例則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的影響、同儕群體、居澳時間的長短而有不同。移民時的年齡愈大,家庭教育對中華文化愈重視、同儕群體以臺灣人為主、居住澳洲的時間愈短,受臺灣文化的影響就愈大,對臺灣的文化認同部分就會多一些;反之,移民時的年齡愈小,家庭教育較未顧及中華文化的傳承及教導、同儕群體以非臺灣人的其他群體為主、居住澳洲的時間愈長,則對澳洲的文化認同部分就會多一些。
   七、年輕移民對未來的規畫
   對於年輕移民而言,他們的回流並不代表將永遠停留在臺灣,而是其遷移循環中的一個階段。如同Faist(2000)所提出的社會空間理論,他們將臺灣和澳洲社會視為同一個空間結構體,並在其中尋求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和地區。年輕回流移民們多半表示:未來會將生涯規畫的重心放在事業上。但他們對未來事業的發展地點則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在回流後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澳洲的生活,而決定回澳洲定居;有的人滿足於目前工作的成就感,選擇繼續留在臺灣就業;有的人表示將以臺灣為基地,延伸到澳洲或其他地區;也有人表示,只要有好的發展機會就願意去嘗試,而不限定發展的區域。但在下一代教育和退休生活規畫方面,他們則傾向於和他們的父母做相同的決定,留在教育環境和居住環境品質較好的澳洲。
   八、建議事項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使社會大眾能了解年輕回流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流動情形,及其對臺灣的認同程度。同時希望能將本研究中的發現轉化為對移民專屬單位的建議,使其了解年輕回流移民的需求,並加以協助與輔導。因此作者建議:(1)政府應結合當地移民社團的力量,加強僑居地移民社會網絡的連繫性與緊密度,藉由舉辦和移民切身相關議題的研習活動或是親職教育講座,使臺灣移民在當地也能獲得社會網絡的支持力量;(2)積極加強中文學校的軟硬體設施,依照澳洲移民小孩的程度編纂適合他們學習的教材,以解決家長找不到適當中文教材的困擾;(3)加強當地中文教師的專業認證制度,以提高有心從事僑教工作老師的教學能力和教學品質,並吸引澳洲當地的臺灣移民學習中文,以加強對臺灣的認同和向心力;(4)而對於回流移民的就業,作者亦建議政府相關機構能針對年輕回流移民舉辦回國就業創業的相關說明會或講座,讓他們能夠事先對臺灣目前的社會現況和職場文化有所了解,使他們能夠更快適應回流後的生活,進而對國家人力資源的提升能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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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
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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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介紹

綠底色 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 綠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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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廖珮君小姐
學歷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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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0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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