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經濟文獻

 

印尼華人與台商發展形態
對該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黃道根
印尼全國工商總會、
印尼-台灣經濟貿易委員會秘書長
 
四、研討與論題
 

對印尼而言,一九九八年既是個衝急、謠言、及巨變和挑戰的年份。
往後看,印尼已實行第一階段二十五年長期建設計劃,並完成其連續五個五年建設時期。在這階段政府持續提倡鼓勵引進西方發達國家,香港、日本與台灣等其他國家之投資合作,及提高其經濟成長速度。同時,印尼也獲得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工業 國相制扶助印尼貸款組織﹙CGI﹚,世界銀行及亞洲發展銀 行和其他雙邊國家之貸款及資金援助。因此,不論國際關係、政、經、農、工、貿、通信、交通、觀光,增進人民生活水準及社會福利,均有令人矚目的相對成就。

往前看,印尼剛不久進入實行第二階段二十五年長期建設時期,並實施第六期最後二年之五年國家建設計劃時期,因去年亞洲金融風暴印尼遭受了這卅年來所發生最大的經濟危機。更關鍵的問題,還在於東協國政經危機風暴中,印尼損失最大,也是“重災區”。觀察家認為,雖然印尼在九六年其國民總產值已達到二千億美元左右之記錄,但在九七年由於美元上升之衝擊,已降低到一千億美元。同時,因長期經常賬赤字及國營與民營企業公司累積了重大國際貨款數字,及負擔債務過大,加上印尼盾貶值慘重,目前,有七十七家國內投資公司,因資金缺乏,轉讓給外國夥伴變為國外投資法律地住公司,導致印尼經濟緊縮及各方面發展減速。如今印尼政經危機陷入惡性循環,而所謂印尼經濟基礎穩固的神話破滅;因政治因素大於經濟因素,加上國際財務處理與信心問題和各種謠言與社會衝擊感;民眾對現行政經體制的不信任,逐日加深。

同時,由於印尼盾猛烈下跌所致的經濟危機,隨之而來的社會民眾暴亂波及物價急速上升,銀行利息上揚,股票市場長期萎縮,尤其債務及財政管理不健全企業自動破產,無力償還債務的銀行從去年年底已停止貸款服務及許多金融機構也被迫關閉。如今失業率已增高達百分之十四,通貨膨脹率高達比重百分之三十以上,因經濟危機惡化,社會和政治更加動盪。再加上三月中旬蘇哈托總統連任大選之前及所謂“暴動”與輕微的反“基督教”與“排華”情緒,因民生物資漲價及缺乏市場消費品所引發的短時零星搶購事件,勞工與學生示威運動,使得華人中小企業在資金上受到嚴重的損害和畏懼。由於進口原材料與資本週轉缺乏,許多和極大部分華人中小型工廠都停止生產。此情況都使得印尼政經與社會治安情勢更為緊繃。

另一方面,印尼政府不久前提議成立貨幣制度委員會,計劃實施貨幣聯系匯率制,鎖定印尼盾價位為五千盾至六千盾兌一美元的匯率。由於印尼外匯存底缺乏,國際貨幣基金會擔心此舉可能導致印尼利率狂飆及耗盡印尼一百億美元左右之外匯儲備基金,然後造成金融崩潰。印尼嚴格來說已經破產;當局已失去國際社會與市場對它的信心。

同時,印尼銀行普遍缺乏外匯,企業經營急速惡化,民間銀行的不良債權率高達百分之五十,目前國際上許多貿易商拒絕接受印尼銀行所開的信用證,導致目前印尼貨品生產業發展,相形之下,不但在價格上更具競爭力,而且對印尼國際交易的衝擊影響也就特別嚴重。但印尼政府已經採取由中央銀行準備二十億美元保證金供應國際貿易商,保證印尼十六家銀行所發出的信用證。

印尼經濟學家指出,印尼曾享有多年來超過百分之七的成長率,官方預估的今年成長率為零,而分析家認為實際上會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的負成長。失業率料將從百分之十四激增至百分之四十左右。同時,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旱災已毀掉收成,使人口居全球第五多的印尼有鬧饑荒之虞。以目前美元﹙印尼盾九千兌一美元﹚計算,印尼的國民生產毛額已大幅崩落,成為全球倒數第廿六名發展中國家,介乎肯亞﹙KENYA﹚與外蒙古之間。因 此,印尼政府必須審慎及顧慮周到對IMF簽訂合約的執行, 也考慮到對印尼社會安定和社會團結的可能衝擊。

亞洲金融危機已在倫敦上月份舉行的亞歐﹙ASEM﹚高峰會討論議。有關印尼貿易支付與保證金問題,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建議將由歐盟決定採取政策。新加坡推動七個組合﹙先進工業國家﹚如何貸款保障印尼進口費,尤其輸入糧食供應所需的信用狀﹙L/C﹚及入口特定的原材料,例如糧食基本原料、工業原料、藥品與醫療器具,油類、通訊器材、鐵器和汽車零件。如今許多印尼公司不能為其進口貨品進行支付,因為印尼當地銀行開出的信用狀為許多有關外國銀行拒收。因此,新加坡總理實施該提出的藍圖,建議有十八個國家對印尼及亞洲、澳洲及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出口支付事宜提供保障。該藍圖提出現有的貸款基金計兩百億美元用於保障印尼進口支付問題。台灣也同意供應保證金並推動往東南亞出口。同時,台灣私營公司欲希望向東協國地區投資二佰億台幣之計劃。

財經專家表示,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印尼的經援確實能夠奏效,印尼目前金融風暴危機及局勢,也將慢慢能夠穩定下來後,才能幫助國家重建起來。最近蘇哈托總統表明,IMF政策不符合印尼國家“四五年”基本憲法, 加上印尼向IMF同意貸款後,無法獨自策劃宏觀及調整產業 結構的計劃行事。因印尼經濟金融計劃改革措施都得IMF協 助和同意才能進行,尤其國基會必須牽涉與攜手調整印尼財政體系改革,蕭條等措施,使印尼不但喪失民族自尊心,也傷害了國家經濟自主權。

目前,印尼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會援助下仍無法穩定而大為不滿,進而升高對外的不信任,加上IMF、美國和印尼 的交涉又進展不利,因此,雙方的對立有長期化的危險。可是,財經與監督建設統籌新部長吉南查爾.卡爾塔沙斯米塔在出席由蘇哈托總統親自主持的第七屆建設內閣於三月份第一次會議申明:“不論有或者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我們都需要及將進行改革”。

從上所述,由於印尼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苛經濟危險所遭受的考驗,尤其對國基會﹙IMF﹚的政策,時要求資金救援, 必須先從金融經濟體系改革措施及穩定金融危機後,才來從長改革大計之謀策;但近來國民代表大會討論其政策時,反應並不出色,並表示國基會對印尼撥款帶來了印尼另外第二個問題,使問題難上加難。

這些事故,西歐國家、日本、都不同意印尼政意政府運用IMF加上貨幣委員會之計劃實施貨幣系匯率,鎖定印尼盾之匯 率,來同時進行解決印尼目前金融危險。財經專家提議,印尼不僅應該拒絕貨幣制度委員會﹙CBS﹚之鎖定印尼盾對美 金匯率議案,而且應採取繼續接受對國基會的任何資助及措施。如今,印尼已同意採取更柔順和適應印尼現況與國基會合作。我們也應該記得在一九三0年美國輕視經濟大恐慌,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

從現實而言,美國主張支援國基會,同時柯林頓總統去年十一月六日在白宮新聞發佈中說:“在今天這個經貿迅速擴展的世界,需要足夠運用資河以因應金融危機。東南亞最近發生的事,不僅說明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震憾和威脅,也顯示出需要有一個強有力、反應靈敏的國際貨幣基金會”。

同時,美國經濟學家分析說,美國在一九九八年的經濟情勢發展和中央銀行是否被迫改變其貨幣政策,大部份要視亞洲貨幣危機的後遺症如何影響到美國經濟而定。亞洲貨幣危機對美國經濟的打擊高於目前預期,聯邦準備理事會可能必須降低利率,但是如果美國需求仍然維持強勁,通貨膨脹壓力開始升高,中央銀行會準備調高利率。這美元利率的調合都將影響亞洲金融資本敏感性的問題。

相對而言,也有經濟學家認為,目前國際間很多國家都調整外資結構,借款結構和外匯信備結構,來控制金融事務和避免外匯交易之激烈波動,而逐步實現進行金融多元化政策。問題在於相關國家政府能同意共同出面,採取協調一致的措施,也許才能有效阻止美元上升和印尼盾暴跌的局面。

最近世界銀行表示,亞洲備受金融風暴打擊的經濟體已進入穩定期,但其金融市場相對的平靜,仍處於相當“脆弱”的狀態。各國仍必須致力整頓金融業,顯著改善經濟與金融資訊的品質和即時性,才可望走出危機。由於不確定感持續困擾亞洲地區,印尼正處於相對穩定時期的開端。其次,印尼外匯存底偏低、金融體系岌岌可危,和全球競爭壓力加劇等問題。印尼民間企業仍需要政府協助和協調與解決國際貸款償還問題及對症下藥的處理,否則將帶給了當局決策者,由企業社會帶來的壓力和更大挑戰性問題。

美元在東南亞貨幣市場如何能夠穩定下來,才能有效地防止美元對印尼盾最大的潛在威脅,並控制通貨膨脹所引發造成的利率上升,最終再刺激印尼經濟成長速度來改變現時的局面政府首先必須定出當的總體經濟、致力改革銀行體系,解決當地資本市場,重整銀行業,以解決金融問題。同時,利用國際分工合作方式來挽回印尼恢復其經濟正常發展。如果沒有像國際強有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資本國家的支援一致同意援助印尼渡過金融危機難關,國際投資者對印尼的信心將會導致陷縮。

總的挑戰對印尼來說,這些反應與預測將來皆是“劃時代”的意義。而且,再過五年的印尼就要進入“東協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或AFTA。適逢印尼迄今仍面臨政經風暴危機,對將來謀求國家整體與長遠﹙印尼第二階段長程﹚發展計劃,是否能夠有足夠本身資源和領導層的智慧,從政治經濟危機中重建國家及持續穩定發展國民經濟?同時,推行民主化與透明化之政治建國。印尼皆將再過短短二十年就要進入二十一世紀,而這半年來的突變,應以麼模式、規劃對現時最有效的建國制度等等,將決定國家本身的命運與未來方向。

印尼擁有二億人口,也是世界第五大人口國家,其天然資源豐富、農業開發潛力優厚。政府在卅年來施行“新秩序”國家生活基礎後,確信創造了一千多萬中等階級人士、造成了一個廣大繁榮市場。同時,印尼有著潛在的對外市場。印尼在國際互動關係中,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也採取國際間之合作與往來。

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印尼政經局勢都能在穩定步伐中發展。由於國家基礎設施短缺、沒有發展技術製造工業、缺乏國際輻射性貿易網絡及人力和財力有限;迄今印尼伋無法爭取出口競爭優勢之地位,及早日反映促進工業起飛的發展。

金融風暴下,東南亞不少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尼對早早開放金融貨幣市場有所反省。迄今,印尼政府仍須強力吸引西方國家和亞太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來印尼投資,開展其更有競爭力的生產制度和能力、調和國際間之貿易、投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提供與推荐措施及資金援助。這些面臨 的挑戰和必須克服的“信心”問題之突破來重建國家,都是當前印尼最重要經濟改革施之一。

印尼為了突破對金融危機帶來的各方面之災害與政經危機,政府在新內閣領導正積極地實行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並且致力於推進政經結構的改變和經濟結構的重組,相互配合與支持,並盼望在一或二年之內和經過一個持續實施與過程及運用不同方針發展政經、社會改革、改造和強化民主與監督,來重建印尼國家。具體而言,印尼新內閣將如何克服面臨的問題與各方面的挑戰,將是否取得成功,這些大家共同關心的重要事,以後再作評價均極重要。

對印尼而言,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對印尼未來的改革發 展,在備忘錄中提出了五十個項目之建議。由於好多條項目,在基本上將涉及不但經濟上的改革措施,但有好幾個項目也都在思想或觀念上聯結到敏感或政治問題。因此,社會內許多有識之士對此一直持有疑問,甚至認為IMF的提議懷有某種政治目的。

政論家表示“世界上沒有純經濟,也沒有純政治”

同時,如果說應用經濟學,其實也不完全,只有政治經濟學。筆者認為,許多印尼目前社會問題,如果說一點社會政治也不涉及,這是不可能,也不現實的。如今,印尼面臨的問題及金融風暴帶來的社會政治問題,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課題,雖然其問題涉及社會性,甚至政治性的問題,但主要還是局限在經濟範疇。因此,如果說完全只搞經濟改革,也不涉及一點社會政治,這也是不現實的。

印尼在改革過程中,常常會遇到矛盾和難題,這是問題上加上了問題。筆者認為,只要政府上層領導人訂下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一切都好辦。如果政府中下層領導人都領會到上面來的正確輿論指導,印尼改革以來也累積了許多豐富的經驗,這也將提供並形成了一些間接的改革方法。按照政治要自由化,經濟要市場市,社會要民主化;國家實行改革政策,必須使政治結構的改變和經濟結構的重組,通過改革法制,促進民主和持續改革,改組與強化監督來達到以法治國。

今後對印尼與臺灣經濟發展與互動關係,也必須考慮到中國經濟實力是相當大,好幾年來其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三。中國對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東協國,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如果中國能採取國際協調政策,那成長率對其他國家沒有威脅,對亞洲整體發展也有極大的運作。同樣的,如果人民幣也有貶值,不但直接會影響香港經濟,也對其他東協國克服目前所遭受的金融果境,對其出口更具競爭力,而且在短期內也無法應付與調整其金融體制及革措施。

此外,今日世界經濟潮流已由重工業轉向科技密集的科技資產工業,而重工業已開始變成夕陽工業。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亞洲國家,除日本之外,在科技研究及其人才培訓方面顯然落後於美國和歐洲工業國家。如今從亞洲技術進口國之立場說,在這方面將如何急起直追,印尼實在尚須開始拓展科技資產工業,加強人力資源的培訓與教育制度,但政府仍須費煞思量之餘地。

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尼以往的一般對外貿易模式是利用廉價勞力競爭優勢取得更大的出口市場,繼而由輸出製造業與加工產品也轉向輸出上游方面諸如化工業產品。同時跟靠廉價的貸款資金和政府優待的支持來擴大工業產能及擴大世界市場佔有率。但事關今時今日在國際間經貿角逐上的競爭力已由以著重天然資源、人口與資金,漸漸已轉向以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作為其焦點中心。在技術上,日本已擺脫美國控制,但亞洲有些國家,尤其日本是投靠技術成長進步的。

目前亞洲區域一些國家,雖然當地貨幣對美之貶值可以提高出口競爭力,因而那些金融受災國家則缺乏流動基金。由於銀行利率高,通貨膨脹,及仍須進口不少原材料與主要零件設備,才能進行產產。而且對進口原材料及零件貨品,因當地貨幣價值下跌,導致以美元購買之進口產品也相應提高其價值,反而無法保持其出口價值之競爭口。

從去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不但日本對亞洲出口市場有所影響,但對美國西岸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對東協國之出口也愈刑減少。由於金融受災國家其進口需求趨於下跌,甚至整個亞洲國家包括臺灣與日本也已相應地減少其進口,促成許多國家外貿赤字的出現。而且隨著生產過剩而面臨產品推銷也趨於不斷縮減的困難。

對國外投資,筆者認為投資集團一定要有金融後盾。美國和日本或西歐國家都是銀行帶頭。到外地投資仍考慮產品、夥伴、法律、環保、勞工、地區、稅務、金融與貿易政策等,不能一概而論。投資企業家仍須注意當地政府的政策變化、以免資本“血本無歸”。總之,對外投資的利弊,到達目的為止,都應該先後評估、做出結論,從市場,原料來源,關稅待遇的條件,當地資源等考慮後,再作決定,且有正面意義。這些條件對企業家到國外投資,或歡迎國外投資者來印尼投資以供參考及採取適應的積極計劃與措施。

臺灣經濟學家分析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是整個產業系統化的往外移,中心、衛星工業同時發揮其作用,採取整合式結隊投資,同時金融先帶頭衝鋒,所以其投資效益很快地產生效力。日本公司的國際投資合作性質是以大企業為主導,把投資效益回饋到日本本島。同時對外資是一種延伸性的效果,而不是把日本體產絕對的轉移。

尤其,日本前瞻性研究作得非常好,比如說,在一九八五年其對外投資增長主要是在歐美,而非東南亞。因為對東南亞的投資受到科技水準及市場效果。因此,談對外投資及取得技術合作,筆者認為,來自亞洲投資者如果向東歐、蘇聯投資,仍將取得開發更高科技產業之轉移。在鼓勵國營或民間企業與公共投資方面,投資國政府必須採取銀根寬鬆的貨幣政策,銀行帶頭,讓企業確實得到好處,才能有效推動。

據國際經濟專家指出,在冷戰時期,日美出於共同對敵的戰略,在貿易問題上雙方最終能互相作出讓步,以迴避業抗。但在冷戰結束後,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保障三大支柱中,政治和安全保障關係退居次要地位,而經濟關係越來越成為左右西方國家主導因素。對美國的看法,冷戰後,日本在國際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的作用下降,而在經濟和科技的競爭,對美國之威脅明顯增大。因此,美日貿易關係被置於重要地位。

根據美國經濟評論家指出,目前世界經濟重心正處於轉移過程中,但預測太平洋盆地將會取代西歐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新重心,這情況是仍然存在的趨勢。預測在其間可看到美國西海岸、中國、臺灣、日本、南韓、東協國﹙包括印尼﹚和澳洲等都將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為此,這些國家的互相合作,勢須從現在開始拓展投資與科技合作及發展其資產工業。

近年來,各國經濟社會學者對華人在亞太地區經濟影響力及在未來所起作用的樂觀評估,紛紛提出了華人經濟聯合的設想。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以來,尤其對華人經濟實力的影響規模與資金損失嚴重。在香港股市大跌之前,東南亞股市已失去了兩千多億美元的價值。同時金融危機也帶給了亞太地區幾位華人億富翁實業界鉅子﹙TYCOONS﹚遭受六佰多億美元 實得財產價值之損失。假使廿一世界經濟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太平洋時代真的來臨、同時適逢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果,亞洲華人以其雄厚的經濟力量將能起什麼作用和扮演何種要角色?這些預言,意義深遠,並取得了廣泛的共識。

綜上所述,印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未來,去年發生了許多天災人禍的事,而一九九八年注定是印尼歷史上的關鍵年頭。在這一年裡的發生演變,如何奠定國家“新秩序”和各方面理性改革的基礎;從長程來看,去年印尼金融風暴的影響及其嚴重考驗,都將是新時代的開始,也是舊時代的結束。

然而,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未來終究是不確定的,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面對,並需要我們群策群力,加強與雙邊國家合作與配合國際及東協國華裔人士的分工合作力量,重建民眾及國際投資者對印尼政府的信心,這對穩定局勢將起極大作用。同時,加上繼往開來的思考來尋求化解面臨的各種危機、以達到重建國家的信心。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關鍵。

臺灣和印尼都各自在當地設立經貿代表辦事處,並加強雙邊在各領域上之合作。然而,民主自由繁榮的臺灣及其雄厚的外匯資金、中小企業發展及農村經濟開發經濟、優秀的資訊科技及開拓市場本領;這些條件不管對經貿或在科技上之合作,相信臺灣都能提供幫助印尼,並在相互配合和共一致利益上,帶給了雙方在經貿合作之好處與利益。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影響,雙方之合作仍需採取“進可攻退可守”的態度,維持雙方經貿關係。

筆者認為,印尼最值得臺商重視的是,他正在加速放寬投資法令,傾力發展私有企業,和國營企業同樣進入市場。並遵循國際金融自由外匯政策,發揮自由工業加工區。上述幾項事實絕對具有活力而對願意參意“南進政策”臺灣廠商們,加上臺灣政府為協助東協國渡過經濟危機的意願,互助臺商優待投資資金,都將帶來無限發展空間及合作機會。印尼雖然掌握著豐富的天然資源,人力等密集的產業,和潛力大的貿易機會,但隨著國際經濟秩序速全球化,“適者生存”式的競爭對採用技術革新與提高生產能力的挑戰,勢必更加激烈。這些競爭性與實用技術都是臺灣的優勢,也是印尼急迫必要的合作條件。

這卅年來印尼和臺灣在經貿方面的合作關係密切。鑑於臺灣企業體皆向中小、小企業型,在國際競爭不易,但可利用印尼本土之優點,發展其具民族性產品。印尼工業界,仍須趕上對未來經濟發展之重心在高科技產業,因此,印尼以提升工業出競爭力,和智慧財產之保護與臺灣產業界合作並得到OME﹙委託加工﹚與自創品牌的投資合作策略。以委託加工 爭取市場空間,擴大產能,以自創品牌拓銷產品、建立產品形象,兩者相輔相成。

面臨世界經濟的競爭,印尼和臺灣應該加強預期克服這種技術合作,並且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下,共同採取遵循慣例規範,把雙方經貿、市場、金融、信息、人力資源開發、科技、技術合作關係並加強經濟和投資領域的新動向。印臺合作,將促使家族企業走向企業家族,以適應未來企業大型化、大眾化的要化,才能迎合競爭,提升國際競爭力。

最後,當代海外華人、華僑或華裔人遍佈世界各地,其中約有比重百分之八十左右在東南亞,但一半左右集中在印尼。事實證明,中國和印尼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關係。一九六一年,印尼考古學家從地下發掘出一批中國漢代的“五銖”古錢。此外,唐、宋、元、明古代銅錢都有這些事實,早已證明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已有顯明的市場貿易互動關係。

一九九八年、是中華民族的虎年。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老虎是存在的動物,而龍是中國人創造的“人文動物”,因為大家都沒有見過龍這種動物,但在每個華人的魂中,“龍馬”或“龍虎”都是象徵這一種精神。如“生龍活虎”,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一種超越於世界的氣度。成語所謂“龍騰虎躍”的精神境界,便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

常言道“虎父無犬子”,但我們卻看到東南亞二千多萬華人中有九成以上“不成龍”。雖然他們是“龍的傳人”,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落地生根”,認同於當地特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體系運作主流。在不同程度上,放棄了中華民族權利,認同並融合於當地的強勢民族。大部分東南亞華商人士都已將過去以中國為本位的認同,改變為對居住國的認同。

從歷史上看,東南亞華商人士都有共同意識與認同感。一九四五年前,他們因長期被殖民統治者排除為二等公民和處於建制之外。這種逆境生存條件,極大地激發了華人內在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撓、奮鬥生存的精神。

由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日趨全球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潮流中,筆者認為,東南亞華人必要利用自身思想觀念、金融資訊、科技管理、職業天賦、資本與國際市場網絡等方面優秀的綜合素質,為居住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出其巨大的功不可沒的貢獻。同時,也與居住國社會原住民,全方位的合作與各方面活動、交流,發揮了“牽線搭橋”的作用。印尼華僑的現代意識、正是在上述社會結構和背景中發展至今的。

有鑒於此,印尼華裔人士,既不是“華僑”,也非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印尼“華人”,在這種客觀歷史定位的的前提下,理應以務實的觀察態度和深層的心理反思,研究思考如何在居住國憲法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原則下,能更好地生存發展,同時以“龍的傳人”精神,發揮經濟優勢,重建國際對印尼的投資信心,與當地原住民一道密切合作,再創經濟奇蹟,建設繁榮昌盛的新印尼。然而,探討當華人目前如何幫助印尼當地國家度過金融難關,同舟共濟,以呼籲華裔人士逆境求存和長遠利益為重,將是華裔與本土原住民社會、解決矛盾與和平共存成敗關鍵所在。


評「印尼華人與台商發展型態 對該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黃登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黃秘書長這篇文章,全文共有四部分,包括﹙一﹚金融風暴中的印尼、﹙二﹚﹙印尼發展前景、﹙三﹚印怎與臺灣經貿互動的展望,最後﹙四﹚研討與問題。以黃秘書長實務經驗兼第一線的觀察家,其內容之豐富是可預期的;雖然行文有些瑕疵,以親身經驗所提供的意見應該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僅針對這一場次的主題有關台商與華僑在印尼的角色之部分,指出黃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所透露出來的重要訊息,並且提出一些問題請教作者。

一、華商在印尼經濟發展的角色

作者對於華人在印尼的地位,其基本的看法是:經濟上的強勢團體,但郤是政治上的弱勢團體。占5%不到的華人郤有75%的私人經濟,不利於華人的種族歧視經濟政策,注定了華人在經濟繁榮與經濟蕭條時候的不同處境。

1、僅僅佔5%不到華人﹙一千萬/二億﹚,卻掌握近乎四分之三的印尼私人經濟活動。這個經濟實力讓印尼政府又愛又怕,一方面借助華商的經營能力來吸引外資、並且從事開發其豐富的經濟資源,開發國外市場促進出口貿易。另一方面又擔心華人勢力過於龐力,而有抑制華人活動,充滿種族偏袒色彩的經濟政策。換言之,華人的經濟地位,在經濟復甦繁榮的時期處於優勢,然而在經濟蕭條或風暴,引發物價膨脹與失業的困境時候,華人往往成為代罪羔羊,華人的企業經營旳能力在蕭條時期,展現出套匯與規避風險行為被指責為投機的途徑,被認為是助長印尼盾下跌的罪人。

2、作者提到華人對印尼這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有正面的貢獻:如第三頁﹙政府多年來利用華人支撐其經濟﹚,而談到﹙這三十年來,印尼政府對經濟發展和引進....外資....,充分利用國內華裔印尼公民經濟實力,同時也鼓勵東南亞華僑與台商直接投資或技術合作。合作開發項目都對印尼開發其豐富天然資源,和發展印尼導向出口....為主﹚。這一部份基本上相當契合此研討會這個場次的議題:﹙華人與台商的發展型態與該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可是黃先生似乎只提出了結論,其背後的相關證據,如華商主要的經濟活動到底在哪個產業、哪個行業則沒有交代。換個角度來問,印尼自1987年代以來的發展,主要是靠幾個重要的出口產業,華人在這些產業的主要角色如何?不曉得就黃秘書長其身分地位所知,是否有些獨步的資訊可供大家參考。

二、台商在印尼的經濟活動

不同於在印尼落籍的華人,台商主要是於1980年代中期攜帶資本前往投資者。就像大多數的外商一樣,台商赴印尼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為利用其便宜勞力、生產勞力密集的產品再出口到第三或回銷投資母國。因此,台商對印尼1987以後的快速出口業績有相當正面的影響。﹙見12頁﹚這一點作者在﹙台資對於印尼經濟發展的貢獻﹚一小節有相當仔細的說明。只是我很好奇,台商與當地的華商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到底是合作或互為競爭的關係?不曉得黃秘書長的第一手資料,其看法如何?

三、金融風暴重創後,台商與華僑能扮演什麼角色?

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風暴後的印尼需要外援。外擾中眾所週知的IMF貸款,由於附帶的緊縮性經改條件與執政家庭經 濟益相衝突,因此印尼對於IMF的援助有著又愛又怕的困境 ﹙IMF是個救援或是救落井下石的角色,在學界頍有爭議﹚ ,因此對於IMF之外的其他外援,印尼的受程度資然比較高 ;這表示台灣有介入的空間,可是另一方面由於沒有正式邦交關係,加上中國處處作梗,雖然台灣有意大方伸出援手,印尼卻不敢公然承接,一樣又落入又愛又怕的困境。我想這是印尼華人與台商能辦引正面角色之處,至於台灣政府當局應該如何從政策上來撮合促成則有待進一步思考。大抵而言,我個人認為東南亞風暴對於東協諸國而言,是經濟發展中無法避免的短暫失調現象,是個契機與轉機。如同文章中提到,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二億人口的市場,其經濟基本面長期是看好的。雖然它短期受到中國大陸、越南等同樣是低勞工成本的競爭,而呈現劣勢,然而透過這個機會重新調整其內部不健全的經濟體制,讓市場機能逐漸發揮應有的功能後,其前景可以是樂觀的。尤其在作者提出的﹙台灣與印尼潛在的合作項目﹚,其作為台商投資與政府參考有相當的價值。